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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发展经济学走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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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语:张培刚等广大研究发展经济学和中国经济发展的经济学家们的研究成果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理论指导,“张培刚发展经济学研究基金会”的成立,正是为了推进我国发展经济学研究对中国经济发展和世界经济学研究作出更大贡献。
 
文/张建华(张培刚发展经济学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华中科技大学张培刚发展研究院院长 ,经济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黄涛;钱雪松;李卫兵
 
众所周知,60多年以前,世界上并不存在发展经济学这样一门经济学分支学科,也缺乏系统的关于农业国工业化的理论,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也还没有开始进行真正意义上的工业化。以张培刚为代表的中国经济学家曾对这门学科的形成作出了奠基性贡献。60年来,发展经济学不仅已经诞生,而且有了长足的发展,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也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不过,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从1949年开始,中国大陆与西方世界断绝联系,中国经济发展和经济学研究都是在封闭的条件下进行的。正是在这段时间,发展经济学作为经济学的一门独立分支学科,开始在西方形成并蓬勃发展。然而,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当西方发展经济学刚刚引介到中国之际,它们本身却遭遇危机。有人甚至提出发展经济学要“死亡”。这些状况充分说明: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道路,仍然面临不少的困难和挑战,尤其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发展更是复杂艰辛,而发展经济学的历史使命也远未完成。
 
在最近30年中,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取得了巨大进展,许多中国经济学者也在理论研究方面颇有建树。作为老一辈经济学家,张培刚教授再次扛起开拓创新的大旗,全面系统地提出建立新型发展经济学的思想,引导发展经济学走出困境。与此同时,也有一大批学者致力于推动我国对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和传播,并为中国经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中国经济30年的持续高速增长和国际地位的日益上升已开始引起世界的广泛关注,并纷纷探寻中国经验的奥秘。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经济学家们在发展经济学研究领域里,已开始对世界经济学的发展作出重要的贡献。
 
正是为了推进我国发展经济学研究对中国经济发展和世界经济学研究作出更大贡献,华中科技大学设立了以张培刚命名的非公募基金会——“张培刚发展经济学研究基金会”,并设立了“张培刚发展经济学研究优秀成果奖”(简称张培刚奖)。其宗旨是:表彰为发展经济学及其相关研究作出突出贡献的学者,促进经济学研究繁荣,推动中国经济发展;鼓励广大研究者立足中国,面向世界,以严谨的科学态度,不断探索我国和发展中国家如何有效地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理论和政策。我们期待:在不远的将来,中国经济将迎来更加辉煌的发展,中国经济学家对世界经济学将作出越来越大的贡献;中国经济和经济学研究将成为继美国之后的下一个世界中心。
 
张培刚:开创发展经济学的中国经济学家
 
从历史上看,中国经济学家对于落后的农业国家如何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研究,要早于西方经济学家。早在20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前后,中国经济学家就对此进行了大量的理论研究和统计分析,对中国乡村经济发展和工业化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其中有不少学术见解都远比后来西方发展经济学要早得多,作出了重大贡献的有方显廷、刘大钧、张培刚等。此外,还有何启良、胡礼桓的大推进战略,陈炽的劳动力转移理论,王学文的二元经济结构思想,吴景超的人口控制理论与工业化理论,谷春帆的“贫困恶性循环理论”,伍启元的类“两缺口模式”等等。总之,到20世纪40年代,中国发展经济学研究初步形成了较为独特的体系。只是中国大多数发展经济学理论成果未能及时地在海外传播,因而外国学者知之甚少。
 
二战以后,发展经济学在西方逐渐形成,在最早的一批理论先驱中,当时哈佛大学博士、中国庚款留美学者张培刚是相当杰出的一位。1945年底张培刚运用西方经济学的先进方法,联系他所熟悉的中国国情,完成了蜚声海内外的博士论文《农业与工业化》(Agriculture and Industrialization),1949年作为《哈佛经济丛书》第85卷出版。这部著作第一次系统地探讨了农业国家的工业化问题,构成了后来在西方兴起并蓬勃发展起来的发展经济学的主题内容。它得益于作者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初期在国内对中国经济的大量调研,同时也吸收和借鉴了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是融合中国经济发展思想和西方有关经济发展理论的集大成之作。这部论著使中国人第一次登上了哈佛大学最佳博士论文奖和“威尔士奖”的领奖台,也使张培刚被誉为“发展经济学创始人之一”。正是这项成就,张培刚对世界发展经济学作出了奠基性贡献,为中国经济学乃至中国社会科学在国际上争得了荣誉。
 
张培刚发展经济学思想对中国经济发展的现实指导意义
 
张培刚的发展经济学理论根源于对中国这一世界上最大发展中国家现实国情深切的了解。他从小就立志要为改善农民生活、改进农耕方式和实现中国的工业化寻找出路。而且这种思想感情与日俱增。其农业国工业化理论的形成是其长期关注和研究中国农村经济乃至整个国民经济所积累的结果。正因为如此,几十年来,张培刚的发展经济学思想对我国经济发展作出了重要学术贡献,主要有:
 
1、张培刚关于工业化进程中农业与工业的相互依存和动态调整关系,为我国农业和工业的全面协调发展提供了最为明确的指导。张培刚始终主张在发展农业的基础上实现工业化,他指出,在工业化的初期,农业对工业而言具有“五大贡献”,农业是工业发展的启动器和助推器,是“工业机器”运转的“燃料”。至工业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在市场规律作用下,农业生产结构将相应调整,且农业总产值占国民收入比重不断下降。这样,工业就应该适时“反哺”农业,并实现农业本身的工业化。我国在长达半个多世纪中,农业几乎完全是为工业发展作出牺牲,农业剩余被完全用于发展工业。直到21世纪的今天,我国的工业化已进入中高级阶段,农业发展仍然极为缓慢。现代工业如何帮助发展新型农业,提高农业生产率,提高农民收入水平已成为近年来最为热门和最引人关注的问题,并引起决策者的广泛关注。工业化的发展对农业在生产结构上的影响以及国家在农业政策上的倾斜,均反映了张培刚“先农业支持工业,然后工业反哺农业”的思想。
 
2、张培刚关于“工业化”的独特而全面的定义以及工业化对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影响的阐述对我国经济发展有重要指导意义。他认为,工业化不仅包括工业的机械化和现代化,还包括农业的机械化和现代化;农业剩余劳动力继城乡手工业者后终为工业部门所吸收,但考虑到中国的地理环境,平原不多以及人口众多和由此导致的劳动力廉价,这就导致一方面农业机械化、现代化十分困难,同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也必然更加缓慢和艰难。张培刚60多年前的论断,至今仍符合中国农村的实际情况。当今,我国面临着严峻的“三农问题”,如何解决这一发展难题,张培刚的理论仍将发挥指导性作用。
 
3、张培刚关于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在工业化中“先行官”作用的理论对我国经济发展的贡献。我国自解放以来,对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性虽有所认识,但在实际上仍然重视不够。甚至一度还忽视了能源、交通对启动和促进工业化的重要作用,一直在工业化过程中产生了许多“瓶颈”问题和难关,并严重限制了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近十年来,我国才在经济发展实践中逐渐积累起经验,提高了认识,确定把农业、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的建设作为今后经济发展的重点,这无疑是十分正确和必要的决策。
 
4、张培刚关于工业化演进程序的科学概括(如上所述),对于我国正确认识工业化进程中产业结构变动的一般规律以及制定正确的产业政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回顾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长达30年的时间里,我国走的是重工业(资本品工业)优先发展的工业化道路,其结果轻工业(消费品工业)发展缓慢,人民的基本生活需要长期得不到满足,重工业由于缺乏最终消费品市场也难以进一步发展,致使国民经济结构严重失衡。这就违背了工业化发展的一般规律。改革开放后,我国进行了产业结构的调整,重新回头大力发展消费品工业,从而大大改善了人民的生活水平,并增加了就业。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市场规律的作用下,出现我国重工业的生产快于轻工业的生产、重工业比重又重新高于轻工业比重的趋势,这表明我国的工业化已进入了更高级的阶段。因此,我们应顺应产业发展演化的一般规律,制定相应的产业政策,以促其健康发展。
 
5、张培刚的外贸和外资理论对我国对外开放的指导意义。张培刚早就认为,农业国吸引外资和与工业国开展对外贸易,尽管处于不利地位,但都是其工业化的必要条件,他一直主张农业国应积极利用外资和发展外贸以加快工业化进程。
 
6、张培刚发展经济学理论中人本思想的现实意义。张培刚理论体系中的人本思想主要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一是始终站在发展中国家最广大人民的立场上研究农业国工业化和发展经济学理论;二是强调企业家和劳动力在工业化和经济发展中的核心作用;三是强调人口因素和人的素质在工业化和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7、张培刚关于政府作用的思想对我国经济改革的重要意义。张培刚认为,制度因素既可能是工业化的发动因素,也可能是限制因素。他高度重视政府在农业国工业化中的作用。早在《农业与工业化》中,他就指出,由政府发动的工业化,其速度远较由私人发动的工业化的速度要快。《新发展经济学》中,他进一步指出,有效的政府是经济获得成功的基础,没有一个有效的政府就不可能取得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因此,经济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要想实现工业化和经济起飞,显然离不开政府的积极领导和参与。然而,政府对于经济活动干预不宜过多,否则势必会抑制个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窒息企业的经济活力,这样就会阻碍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进程。因此,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在我国工业化进程中,要恰当地确定政府的职能范围,把握“度”的问题。对市场机制能够有效解决的事情,政府不要直接插手;而市场机制力所不及的领域,如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维护、宏观经济的调控和长远规划等,则属政府的职责范围。这些思想对我国的经济改革,特别是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都具有重要意义。
 
8、张培刚的大国多元发展理论和“牛肚子理论”对我国区域协调发展的指导意义。张培刚在《新发展经济学》中提出了发展中大国的多元发展观,认为中国从东到西呈现多种生产力水平和多种经济社会形态的“多元”特征,因此区域发展十分复杂。他以曾经在农村放牛的体验,将东部地区比喻为“牛头”,西部地区为“牛尾”,中部地区为“牛肚子”,认为中部地区发展不起来,整个国家也难以整体发展。他的“牛肚子理论”为“中部崛起”战略提供了理论基础,并丰富和发展了我国的区域经济理论。
 
9、关于新型工业化道路下的工业结构升级问题的研究。目前,我国工业发展中存在产能过剩、技术含量低、能耗较高等问题,整个工业化进程中也面临诸多矛盾和问题,如三次产业发展不协调,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业转移的任务艰巨,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出口产业结构以加工贸易和轻纺产业为主等。针对上述问题,张培刚领衔中标2006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课题“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工业结构优化升级研究”,以全球化的视角对我国新型工业化道路下的工业结构优化升级问题进行了研究。该课题目的在于建立中国化的理论框架,探寻依靠自主创新的新路径;结合“主体功能区”的思想,建立产业布局调整的动态分析系统。并且,该课题还将探讨工业结构优化升级应如何体现新型工业化思路的三大导向(提升科技含量,增强自主创新能力;节能降耗,减少环境污染,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充分发挥我国人力资源优势)。另外,还研究如何处理在工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同时协调好工业与其他产业部门之间、区域经济之间、开放条件下国内工业发展与国际贸易及国际投资间的关系。
当然,张培刚发展经济学思想对我国经济发展的理论贡献远非以上这几点,限于篇幅,在此不一一列举。
 
中国发展经济学展望
 
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工业化历程已经60年。这60年里,我国工业化的成就巨大。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以来,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在世界上赢得了“中国奇迹”的美誉,并引起高度关注,一些广大发展中国家更是试图借鉴中国经济的成功经验,国内外学者都在探寻这一奇迹背后的原因。
 
我们认为,中国经济超长期的高速增长“奇迹”,不仅源于中国人民的勤劳智慧和中国领导人的英明决策,而且在于张培刚等一大批长期致力于发展经济学和中国经济发展研究的经济学家所作出的重要贡献。一方面,广大研究发展经济学和中国经济发展的经济学家们的理论研究成果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理论指导;另一方面,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其经济发展和工业化的实践又为发展经济学的理论提供了最好的试验田。“中国奇迹”为中国的发展经济学走向世界提供了巨大的舞台。
 
当然,要看到在我国工业化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我国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进程中也有着深刻的教训。总结和吸取这些教训,有助于在我国今后的工业化实践中避免再度出现类似错误,同时有助于对发展经济学和我国经济发展理论做出检验和修正。当前,我国的工业化还远未完成,促进我国经济的进一步持续发展,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在于发展经济学理论对我国工业化实践的进一步指导。这就需要广大经济学同仁的共同奋斗。而中国进一步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实践,又将为发展经济学的新发展提供新的素材和最好的研究对象。
 
中国的发展经济学家和中国经济发展的实践必将相得益彰,我们翘首以盼中国早日成为世界经济中心和世界经济学研究的重镇。(完)
 
文章来源:张培刚发展经济学研究基金会网站2009年2月12日(节选有删减,未经作者审阅,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
本篇编辑:郑子龙;吴乔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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