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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敬琏:要约束政府配置资源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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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要转变目前的增长方式,没有合适的制度安排,是根本不可能的。如果不存在相应的经济制度,那么政府就要来发号施令了。

本文刊载于《凤凰周刊》2011年3期  作者/吴敬琏  记者孙荣飞采访整理

2010年初定下来的宏观经济目标有三个:保增长、管通胀、调结构。但我认为关键的问题是体制。前年我就跟时任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郑新立提过意见,宏观经济目标不要局限于三个字一句。因为“调结构”这个说法非常容易误导人,使人误解为是政府去调结构,这样就意味着政府去配置资源。按照正常情况,经济结构的变化应该是由市场导向的。如果有一个好的体制,它就会自动使资源配置优化。

在这个情况下,该如何“结构优化”呢?还是要回到“十一五”规划制定前那一段时间。

“十一五”规划出台前,曾经集中讨论过经济结构为什么转不过来。起草规划的参与者们达成的结论就是因为有各种体制性障碍。所以,要使得结构优化,就意味着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而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首先就要去除体制性障碍,营造一个好的体制。

那么“十一五”规划实施以来,有多少体制性障碍已经解决了?没有解决。不但没有解决,还开倒车。

这不只是经济原因,还有政治原因。其中,最基本也是最核心的症结就是,政府在配置资源中的作用加大了,而不是降低了。政府有太大的配置资源的权力,各级政府都运用这个权力来营造它的政绩,这个政绩就是GDP。现在中国的经济,已经发展到需要高级生产要素的阶段了。要配置高级的生产要素,就要一个有利于创新、有利于创业的体制环境。这个体制环境,从反面说,就是要去消除障碍,从正面说,就是去营造一个好环境。如果在这两个方面都没法进展的话,这个经济发展方式是转不过来的,经济结构也是不可能优化的。

经济转型需要合适的制度安排

这里,结构失衡与增长方式之间的关系,很多人的认识还不够。

所谓发展方式,就是增长主要依靠哪一种生产要素。而四种生产要素包括:劳动力、土地、资本、企业家才能。第一次产业革命以前,增长方式靠的是土地投入,因为土地是有限的,所以就有了“马尔萨斯陷阱”,也就是说土地用完了,增长就没有了。第一次产业革命以后,增长方式便转向靠资本投资。然而,到十九世纪后期资本主义就陷入危机了。马克思对这个问题分析得非常清楚。问题是我们许多人,包括那些号称自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人,也许他们根本没有看过《资本论》,只记住了一个结论,说资本主义马上就要灭亡了。那它为什么没有灭亡呢?因为其后的增长方式又发生了变化,转变到依靠人力资本,就是靠专业人员、中产阶级,也就是说知识和技术,支撑了经济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增长。

其实在“九五”计划,我们就很明确地提出了“两个根本转变”。“十一五”更清楚地指出了具体的途径问题。但现在的问题是,说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口号与说法五花八门。比如最常见的是:从投资和出口拉动的增长转变为消费和内需拉动的增长。其实,这个增长方式已经不是原来提出的那个概念了。原来提的是增长模式转变,而增长模式在世界经济学里面有相关定义的,我们却搞错了。要知道,所谓转型,最本质的定义就是从自然资源和资本的投入型增长,转到依靠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来支撑的增长。

具体到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方向,有两个是最突出的:技术创新和服务业的发展,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也就是:一要加工业向“微笑曲线”两端延伸;二要发展新兴产业。

经济结构的变化是经济转型以后的表现。我们不能本末倒置,从结果上动手。中国有一个习惯,总认为政府是万能的,认为它想要结构优化,就能优化。然而经济学的常识是,政府没有本事去优化资源配置,因为从根本上它不知道资源应该配置在哪里,它没有能力知道什么结构是好的。

之前有关部门提出了“有保有压”的说法,可是仔细一看,现在压的产业和项目正是几个月前保的。比如新兴产业太阳能的电池生产,前几个月还在大力扶持,现在出问题了,结果决策部门赶快又限制。不从根本上把问题搞清楚,政府会把自己变得非常被动,朝令夕改,手忙脚乱。

要转变目前的增长方式,没有合适的制度安排,是根本不可能的。如果不存在相应的经济制度,那么政府就要来发号施令了。

经济改革不到位,和政府这只手有关

中国国民经济的三驾马车,以前主要靠进出口支撑。现在进出口不可能恢复到原来的情况,因为美国的储蓄率在提高,消费的比重没有增加。这个时候,拉动经济就只有靠投资了。投资可能见效比较快,但这是一个恶性循环。

三五年后,中国经济会放缓。一旦放缓,许多毛病就会出来。现在我们是靠量的扩张来支撑经济增长,产品的附加值其实非常低,出口加工业的盈利率,也就是百分之二三。将来经济增长势必放缓,放缓并不可怕,问题是你的增长到底有多少是由效率提高支撑的。如果相应的制度不改革,中国的创新与效率无法提高,就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现在我们已经很被动了,需要争取时间。那么,下一步的政策施力点在哪里?我不太赞成突破口的说法。现在民间有一个观念,认为政治改革就是突破口。事情没这么简单。

政改确实很重要。我们的经济改革不到位,或者放缓,或者开倒车,都跟政府有关系。但我并不认为中国就剩一个政改了。现在经济改革的难点在什么地方呢?就是政府这只手,它不肯退。它不仅不肯退,它还进。如果这一条不改,什么口号都会变坏。比如现在很多地方,你去看看,市委书记直接变成了大老板,直接讲要投资这个、投资那个,直接动员各种资源。

如果不触动政府的手,还有哪些经济范围内的改革是可以动的?我看几乎是没有。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不论是企业改革,还是完善政府监管和法制环境,都要围绕这个基本目标来做。这一点,从十四大开始就已经是明确的事情。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个目标有时候走得快,有时候走得慢,有时候还要往回退一点。比如说,1990-1991年间,它就往回退了,到南巡讲话以后,又往前进了。十五大以后,在所有制结构上提出一个说法叫“有进有退”,也就是政府要退出一般竞争性领域,这是中央明确了的方针。应该说,1997年十五大之后,1998、1999、2000、2001这四年进展得不慢,特别是“放小”的方面。但是到了后来,触及到国有垄断企业,它就不大行了,就放慢了。你看,《公司法》涉及的都是二级企业,一级企业没有触动。本来,2003年国资委建立以后,就想推动一级企业,也就是集团公司的改制,但是到了2004年以后,不但没有推动,还来了个“国进民退”。我曾是中石油的独立董事,可到现在我也不知道集团公司的很多内情。而且我发现,很多中石油加油站,原来都是上市公司的,现在都改回了存续企业的商标。上市公司叫Petro China,它的标志是个方的。存续部分的集团公司,它的商标是个圆的,好多加油站现在都改回那个圆的去了。要知道,原来是订了一个合同的,凡是上市公司的业务,集团公司退出。

政府要专注于解决长期增长问题

现在,GDP增长率几乎成为政府的合法性基础。当结构调整波及经济增长时,政府信心动摇,就会放弃其他任务,全力保增长。

这个政府困境和魔咒,还在于中国整个生产附加值很低,盈利性很差,所以必须要靠量的增长来取得收入,来打点各方,把各种矛盾摁住。从短期来说,这个无可厚非,但从长期来看,肯定不能用这个办法。当增长率下降时就不会有足够的收入,也就无法用花钱的办法来解决各种矛盾。比如,农民工提高工资的要求现在非常强烈,在增长率高的时候,还可以有点办法,如提高最低工资、政府给予福利等,但增长率一旦低下来,哪里去找这些钱,哪里还会有这个能力?所以,我们要把短期的对应和长期的考虑结合起来,要像温家宝总理讲的那样,把注意力放到解决长期增长中的问题上去。其实早在2008年,诺贝尔奖金获得者Michaels Friends,来为“十二五”规划做预研究的时候,就提出了中国一定要解决长期增长中的问题。

现在政府的运行机制相当于是救火队。解决长期问题,要想办法。这一点,领导人要学学小平同志,要想出大政策。小平同志两次提了“政治改革”,可惜他也推不动。他在1980年的“8·18”讲话,有好多东西,现在回过头来看,依旧很值得参考。另外在1986年,这一年中小平同志谈了11次政改,后来在十一大报告中,得到相当程度的体现。

(作者为著名经济学家。记者孙荣飞采访整理,未经作者本人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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